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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医生陶勇的另一个身份

2024-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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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勇此前的人生,是医学博士的成长范本:27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眼科学博士毕业,31岁在葡萄膜炎专科门诊开诊;37岁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1月20日,一起“伤医事件”让陶勇走了一趟鬼门关,左手受伤彻底打乱了他作为眼科临床医生的工作节奏。不过,他在不久后就走出阴影,将精力更多地放在科研和成果转化上。

  曾经一天十几、二十场手术不在话下,伤愈恢复后陶勇重返手术台,但一天只安排一到两台手术,其他时间都用来指导和培养年轻医生。

  “目前,我们朝阳医院眼科33名医生,整体手术量比过去提升了三倍,团队‘作战’效率明显提升。”陶勇说。

  那场伤医事件之后,陶勇更加感觉到一股紧迫感:要做的事,就要趁早去做,比如拿起“科技的手术刀”。

  去年8月,陶勇出现在HICOOL全球创业者大赛的舞台上。他带来的眼科疾病快速诊断项目,只需要用几滴眼药水和一片试纸形态的体外试剂盒产品,15分钟就能检测出患者是否患上了过敏性结膜炎,帮助患者在就诊中少走弯路。

  创业对陶勇来说并非一时兴起。2011年,陶勇利用眼内液检测技术,成功帮助一位新婚不久患上白血病的小伙子提前诊断出眼部巨细胞病毒感染并及时治疗,帮助他重获光明。这是陶勇第一次真正将眼内液检测技术应用于临床。此后十多年,他和科研团队一直不断打磨和升级这项检测技术。

  2016年,陶勇在北京成立智德医学检验所公司。从2020年那场伤害中恢复意识后,他单手在病床上敲完《眼内液检测临床应用》一书的后记。这本超过13万字的著作,是他对日常一手诊治病例的总结梳理。

  眼内液检测,正是他创业的切入点。从眼球内仅0.1毫升的眼内液里抽取出少量,便可以同时检测上万种病原微生物指标,帮助医生迅速判断病因,及时把病变扼杀在摇篮里——有多年临床一线经验的陶勇,对精准检测的未来坚信不疑。

  然而,创业的残酷与凛冽不会因任何人而改变。身为眼科专家的陶勇称自己为创业“小白”:“创业的坑,我一个都没躲过,摔得鼻青脸肿。”

  “领先半步是先进,领先三步是先烈。”这句玩笑话让陶勇感触良多。在创业初期的融资过程中,陶勇被质疑的原因曾令他匪夷所思:“投资人问,你们在国外有对标吗?”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对方往往就会怀疑市场的可行性而拒绝投资。

  一次,陶勇在西藏向当地人传授做白内障手术的经验,当他克服高原反应坚持工作时,收到了一位意向投资人撤走的消息。无人同行的孤独与挫败感让他深受打击。

  不过,来自医生同行的积极反馈让他看到了希望。创业不久,一位河南医生告诉陶勇,自己从业多年从未在临床中诊断出过眼弓蛔虫病,甚至以为在中国就没有这种病例,直到有了眼内液检测技术。

  2019年11月,《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发布,明确研发机构、高等院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规定同样适用于政府设立的医疗卫生机构。

  当年12月,北京朝阳医院成立科创中心,陶勇的眼内液检测技术成为这个中心第一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在政策的激励下,陶勇前期蓄能已久的创业项目驶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

  截至目前,陶勇团队的眼内液分子检测技术已经覆盖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三甲大医院,帮助700多家医院的6万多名眼病患者找到了病因。

  最近一段时间,公司开始源源不断接到国际订单,“未来五年,希望世界排名前100的医院里,能有50家用上我们的产品,借着北京打造国际科创中心的东风,将我们中国原创的精准诊疗技术推向全球。”陶勇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目标。

  “现在我常常被人问到是不是不务正业?既在医院坐诊做手术,也是创业者;既是12个研究生的导师,也是做科普的公益人,还是一个‘网红’。其实我也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过去的我是传统的医生,‘圆心’在医院,‘半径’就是诊室、药房和手术室。现在‘圆心’还是在医院,但‘半径’变得更大了。向前延伸,以科技为半径,我们可以减少更多失明的人。向后延伸,以人文和公益将这个半径延伸到大家内心,让视障人士获得温暖。我们希望新时代的医学是有温度的医学。”

  除了创业,陶勇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科普内容,创作了《目光》《自造》和《保护眼睛大作战》科普漫画。

  除了科技,陶勇也努力用人文和公益帮助视障人群。他们在陆续拍摄视障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纪录片,希望公众持续关注视障人群教育、高考、就业、婚恋、养老等问题。

  他们发现很多视障儿童喜欢表达和交流,就跟北京市盲校合作,在公益爱心人士帮助下培养他们的发声技巧,让他们成长后也可以拥有音频网站主播的多元化选择,更好地创造个人价值。

  “我兜兜转转做这些事情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天下无盲。”陶勇说,这是一个愿景,为此他和团队正在实施“光M计划”,这个“M”(mang)既是光芒万丈的“芒”,也是视障看不见的“盲”。

  “希望他们能获得光明,无论是眼中还是内心,我们会持续在全生命周期给他们帮助。”

  “我年轻时也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一丝迷茫甚至畏惧,但不确定性恰恰是给年轻人最好的机会,我们才能更好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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